风雨同舟四十年

新年伊始，我仍旧像往常一样每日必读《光明日报》。这是我在给陈景润老师做秘书工作时养成的习惯。突然，一则“名人与《光明日报》”的征文启事映入眼帘。说来也巧，我在此之前就酝酿过写一篇“陈景润与《光明日报》”的文章，这一次总算有了了却这桩心事的机会，一股先吐为快的激情促使我迅即拿起手中的笔，把我所见所闻的陈景润老师与《光明日报》的交往，其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历史记录下来，为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那是1983年初春的一天，我被领导安排到陈景润老师身边做秘书工作。记得我第一天去陈老师那里报到，他便向我一五一十地交待每天应做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每天把《光明日报》上有关科技方面的重要内容讲给他听。当时陈景润老师所在的数学所五学科室恰好有一份公费订阅的《光明日报》，从此我就每天把所需的内容扼要记录下来，然后再向陈老师“汇报”。虽然只有两三分钟，但他似乎却感到非常满意。

由于陈老师每天忙于做学问惜时如金，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看报只是浏览一下报纸的大标题，因而每天收听广播成了他获取新闻的唯一来源。他说这样能节约时间，无论什么天下大事听听广播全都知道了。自从我到陈老师身边工作后，每天“听报”又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项新内容。开始的时候我不解地暗自思忖，为什么陈老师，一个数学家却偏偏对《光明日报》情有独钟。时间久了我跟他已很熟悉了，有一天，我像平日一样给他叙述完《光明日报》上一篇文章的大意，刚说完我就脱口而出问陈老师：“您为什么听完广播还要再听报呀？”陈老师没有马上回答，好像仍在体会着那篇文章的含义，过了一会，他充满深情地对我说：“《光明日报》是我最喜爱的报纸。”陈老师似乎看出我对他的回答不太满足，又非常不情愿地补充道：“早在1956年，我还在厦门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我的名字就出现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说完，他顿感泄露了“天机”，马上低头不语，埋头演算了。我了解陈老师，他一向不喜欢炫耀自己，因此，我也不敢再追问下去，只是后来我一直对陈老师的这个回答感到非常好奇。陈老师成名于七十年代，《光明日报》缘何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如此之早报道过陈景润老师？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两年多前，陈景润老师逝世后，我在与新华社记者王丽丽合写《陈景润传》时，我才又突然想起了陈老师当年说过的这件事。为了收集素材，我们去北京图书馆缩微阅览室，在那浩翰的历史记录中，终于找到了解开我心中疑惑多年的答案。

1956年，当时年仅23岁，大学毕业才三年的陈景润老师完成了一篇数学论文“他利问题”，并在论文中改进了华罗庚先生在《堆垒素数论》一书中的结果。华先生得知有人改进了自己的结果非常高兴，立即发电报亲自邀请陈老师来北京并在即将举行的全国数学论文宣读大会上宣读这篇论文。

“1956年8月13日至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数学论文宣读大会在北京举行。”“华罗庚在题为‘指数函数与解析数论’的报告中指出，在数学的这个分支中大家所注意的中心问题：他利问题、高斯圆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等，介绍了他们现有的结果，以及它们可能发展的途径，他还幽默地说，无论任何人，只要把现有的结果稍微往前进一步，他就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陈景润在当天下午的论文宣读中，证实了他的话。”（摘自《陈景润传》第66页）

数学论文宣读大会的会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但是《光明日报》在紧随其后的半个月时间里连续跟踪采访，编辑发表了三篇相关的报道，为大会鼓掌、欢呼。

第一篇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第一版，题目是：

数学会全国论文宣读大会开幕

华罗庚指出我国数学应朝着“质高、量多、方面宽”的方向发展

第二篇发表在1956年8月23日第一版，题目是：

全国数学论文宣读大会成绩辉煌

显示我国数学研究的迅速发展

第三篇发表在1956年8月28日第三版，题目是：

从数学会全国论文宣读大会

看今日中国的数学

正是在这第三篇文章里提到了陈景润老师。报道说：“这次论文宣读大会的特色之一，是论文作者中，青年占了很大比重。如数论方面的王元（中国科学院数学所），陈景润（厦门大学）……”文章最后指出他们分别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是中国数学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

这或许是陈景润老师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光明日报》上，但陈老师究竟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从那时起陈景润老师就与《光明日报》结下了半个世纪的情缘。

时光荏苒，沧桑巨变，转眼已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光明日报》作为知识分子的喉舌，更是为这明媚的春天欢欣鼓舞。陈景润老师的名字更是频繁地出现在《光明日报》上。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刚刚发表在1978年第一期的《人民文学》上，《光明日报》2月16日就全文转载发表，就连当时的外国驻京记者也曾对此发表过一番感慨。

《光明日报》在全文转载《哥德巴赫猜想》的同时还为它加了编者按：“我们高兴地向大家推荐《哥德巴赫猜想》一文。老作家徐迟同志深入科研单位写出的这篇激动人心的报告文学，热情讴歌了数学家陈景润在攀登科学高峰中的顽强意志和苦战精神，展示了陈景润对解决哥德巴赫猜想这一著名世界难题的卓越贡献。广大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从这里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受到鞭策。广大工农兵群众读过以后，也一定会为我们国家有这样优秀的科学家和这样出色的科研成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一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提不高，四个现代化是搞不起来的。我们要刻苦学习，要研究新问题，要攀登科学高峰，要努力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争取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哥德巴赫猜想》被《光明日报》转载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78年3月15日《光明日报》在第三版用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向陈景润那样勇攀科学高峰》等多篇读者来信，并为此又添加了编者按：“……读者一致表示一定要向陈景润那样，不畏困苦，勇攀高峰，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也就是在《光明日报》1978年2月16日转载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当天，陈景润老师应天津科协的邀请，正在天津做报告。中午当他在数学所五学科研究室党支部书记李尚杰的陪同下从天津返回北京的时候，发现城里大街两旁的邮局前，不少人在排队争相购买当天的《光明日报》。当陈老师得知大家争相一睹为快的是《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他赶紧从人群中退了出来，谦逊地连声对李尚杰说：“这样宣传我不好，不好。”当时，街头的报摊远不像现在这样多见，因此排队买报的现象也是可能想象得到的，但是为了了解一位科学家的坎坷经历而出现排队买报的盛况也可以说是空前的。当陈景润老师回到中关村，路过海淀黄庄邮局时，他从坐公共汽车买票找回的硬币中拿出四分钱，买了一份《光明日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来就没买过报纸，今天也买份看看。”

陈景润老师在生活上一向十分注重节俭，即使像花几分钱买张报纸这样的小事，也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正是由于他对《光明日报》有着特殊的感情，才使陈老师做出了与往常不同的举动，尽管徐迟先生早在此前一个多月就把首发《哥德巴赫猜想》的《人民文学》送给他了。

科学的春天虽然来到了，陈景润老师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处境也的确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两个凡是”的观点给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中解放出来的祖国又套上了新的枷锁，被“文化大革命”搅乱了的思想仍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大家的头脑，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忧心忡忡。陈景润老师也不例外，他当时在私下里曾十分忧愁后怕地对李尚杰说：“因为毛主席说过，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所以以后还要搞运动，我们还得挨批，就是‘四人帮’没了，也还是不行。”

1978年5月12日的这天早晨，陈景润老师和往常一样，在他那六平方米的小屋里听完新闻，简单吃过早饭，便提着一暖瓶开水径直向数学所图书馆走去。到了图书馆以后照例是先看一眼“当天”的《光明日报》。当时，报刊的投递速度不像现在这样快捷，特别是中关村地处北京的西郊，因此当日的报下午看，甚至隔日看是常有的事。突然，5月11日的《光明日报》第一版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吸引了他的目光，他看到了广播里没有听到的内容。思维极为敏捷的陈景润老师立刻就判断出这篇文章和“两个凡是”的论调是针锋相对的。文章一时半会看不完，他就征得图书管理员的同意，借了报纸揣在身上，等回到宿舍再看。几天后，他兴奋而又含蓄地对李尚杰说：“《光明日报》敢讲话，这回问题就可能解决了。”

果不其然，事隔半年多，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两个凡是”的论调被彻底否定。笼罩在陈景润老师和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乌云被一扫而光，他们从此可以畅所欲言，无忧无虑地搞科研了。

也许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个数学家不可能有这样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事实上知识分子在思想政治上并非像草木一样，他们大智若愚，往往具有超人的预见性，就如同他们在做学问时所拥有的丰富想象力一样，常常令人不可思议、惊叹不已。当然陈景润老师的远见卓识不是先天自生的，是他通过对各方各面的观点，其中包括他对《光明日报》的观点进行观察与思考，然后归纳总结得出的结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陈景润老师，他们关心国家的政治前途和命运实际上是他们祈望国家在政治上能有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希冀在有生之年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献给祖国和人民，并非贪图个人享逸。回想起当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就好像一座在大海的汹涌波涛中巍然矗立的航标灯，给在茫茫夜色中航行的陈景润老师和广大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并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给他们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勇气。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同时，陈景润老师在解放军三零九医院住院治疗已三个多月了。同以往几次住院的情绪心态相比，这次是最踏实、安稳的一次。而“文革”期间陈老师对住院总是担惊受怕，经常闹着出院，生怕有人说他小病大养蜕变为修正主义。这次他一边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一边不顾病痛，不分白天、黑夜撰写论文。

自从粉碎了“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全国科学大学前后，《光明日报》的许多记者以新闻职业特有的灵感、豪迈的热情、激扬的文字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全方位地在《光明日报》上接连发表了热情讴歌陈景润老师的文章，其中有关于他刻苦攻关、学习经验、工作进展、住院治疗、出国讲学、访问归来的等等，字里行间流淌着对科学家的赞美与热爱，使陈景润老师的感人事迹就像科学春天里的一团火迅即燃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被全国人民广为传颂。

《光明日报》在宣传、报道陈景润老师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在舆论上正确引导广大青少年和数学爱好者，不要盲目崇拜一窝风地赶浪头，以免造成人才、智力的浪费，误人子弟。当时《光明日报》记者就曾邀请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在1978年8月18日发表《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文章，专门阐述这个道理。为此《光明日报》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的确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采访一个人物写一篇报道是一件十分劳累辛苦的差事。由于那时通讯手段落后，类似为了和陈景润老师确定一下采访时间这样的小事，记者们也要亲自从城里换乘几次公共汽车到中关村，有时因陈老师外出不免还要扑个空。哪有现在的程控电话、传真机。而BP机和大哥大，这些就更不知为何物了。当时记者为了能写好一篇报道经常是一大早就赶到中关村，确定采访对象，查阅图书资料，中午买个面包充饥，等到采访结束返回报社的时候，目送他们的是中关村的万家灯火。《光明日报》的新闻记者正是以这样的敬业精神，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着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进入九十年代，人们或许对因病沉寂多年的陈景润老师已有些淡忘，但是《光明日报》在工作和生活上却始终如一关注着陈景润老师。从1994年开始，每年都向陈老师赠送《光明日报》，并且在报纸上经常刊登介绍他近况的文章。

1996年1月15日《光明日报》在第五版《时代周刊》“科技苑”中编发了“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近照”，由著名人像摄影家张新学拍摄。这是生前陈景润老师的照片在媒体上最后一次发表。从他那面带微笑的容貌里，似乎又找到了当年陈景润老师那倾国倾城的迷人风采。相比之下，却使那些曾在街头小报上昙花一现的大腕歌星、影星相形见绌。人们从这张照片里又重新领悟到：只有广大知识分子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精英，只有他们的音容笑貌才能在我们人民心中永驻。

1996年1月17日下午四点，当李尚杰将刊有陈景润近照的《光明日报》递给陈景润手上时，他正坐在圈椅上喝水，他看了又看，连声说：“谢谢李书记呀！”李尚杰说：“不要谢我，应当谢谢摄影师，谢谢《光明日报》。”（摘自《陈景润传》第338页、339页）是的，此时的陈景润老师虽然言语已很困难，但是他对《光明日报》多年的深厚感情已不是用言语所能表达的，正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不幸的是陈景润老师看过刊有自己照片的《光明日报》后还不到1个小时，病情就急转直下。

“1996年1月18日上午，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这时由昆一直守护在陈景润身旁，医院除用国内现有最好的退烧药、吊瓶注射外，由医生还不停地和护士为陈景润擦酒精、换冰袋，进行物理降温。”（摘自《陈景润传》第339页）从此，陈景润老师再也无力看《光明日报》，直到3月19日逝世。因此，1月15日刊有他照片的《光明日报》是他生前看过的最后一张报纸。这张照片在陈景润老师逝世后又作为他的遗照同时被各大新闻媒体采用。

从1956年陈景润老师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光明日报》上到1996年1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他生前最后的一张照片，这无数篇报道中的一件件、一桩桩往事好似一根无形的线把陈景润老师与《光明日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空里，陈景润老师与《光明日报》的交往历史说明：《光明日报》以她敏锐的思想、深刻的内涵、独特的视角、高雅的品位始终和知识分子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她不仅是陈景润老师的良师，更是中国两千万知识分子的益友。

1996年4月8日，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各大新闻传媒里，同时报道了《光明日报》记者马兴宇和其他新闻单位记者合写的《党和人民的深切关怀》一文。文章把党和人民对陈景润的深切关怀化作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无限厚爱，真切地送到了每一位知识分子的心坎里，使看过该文的人无不深受感动和教育。

在陈景润老师逝世后仅3个多月的1996年6月25日，中央组织部知识分子办公室与《光明日报》编辑部联合举行了知识分子健康座谈会。与会十几位专家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就搞好知识分子健康工作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光明日报》总编辑王晨同志指出：“陈景润同志逝世后，知识分子健康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摘自《光明日报》1996年7月31日）

如果说《光明日报》多年来对陈景润老师的关心和爱护因陈老师的逝世而终止，那么今天正是《光明日报》再为中国两千万知识分子切身利益而奔走呼号的开始。

不难看出，《光明日报》以半个世纪的历史实践再次证明：她不愧是广大知识分子的贴心人。她更是一支名副其实、恪尽职守、为广大知识分子准确预报时代精神的“晴雨表”。